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里，语言文字问题真的被严肃认真地对待了吗？从表面看上去，好像并非是这样的，然而实际的情形或许会更加复杂一些。

语言文字的工具性定位

文学史家大多把语言当作表达思想的工具，就像外衣能够随便更换，这种观念源自五四时期知识分子针对文言文的批判，他们觉得文言文限制了新思想的传播，在1917年文学革命刚开始的时候，胡适等人发起白话文运动时，坚定地把语言确定为传达新思想的载体了。

这种工具论致使研究者把对语言本体的深入探究给忽视掉了，当学者们把注意力聚焦于思想内容以及社会意义上面的时候，语言形式的研究就被放到边缘位置了，在多数现代文学史著作当中，语言问题常常在“文学革命”章节的某一小节被简略提及，很少能够得到独立探讨的空间 。

双重粗糙的形成

现代文学创作里的语言粗糙情形极为显著，有好多早期白话文作品到处都是生硬的表述以及未经雕琢的句式，这跟作家们急切想表达新思想从而忽略语言锤炼存在关联，鲁迅于1935年写给萧军的信件里曾坦率表示，自己的文字“生涩难读”，这体现出当时作家对语言艺术的漠视。

在研究界之中，同样是有着对于语言的那种粗糙处理情况存在的，学者们常常是直接照旧沿用着作家本人的语言观念，是缺少独立的语言学方面的判断的，这样的双重粗糙情况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那就是粗糙的创作实践致使产生粗糙的研究方法，然而粗糙的研究是没有办法去指导创作实践的精进的。

循环论证的陷阱

“国语的文学 - 文学的国语”这般著名的论断，成为了用以解释文学跟语言关系的主流模式，该理论表明白话文学跟标准国语彼此促进，一同发展，这种观点长时间支配着现代文学史的书写框架 。

然而，这般循环论证把历史真相给掩盖了，它没办法去解释，在标准国语确立以前，早期白话文学作品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实际上，这个理论更像是一种事后合理化的阐释，并非是对历史过程进行的准确描述 。

历史时序的错位

经仔细去考察历史资料，会发觉，语言变革事实上是先于文学革命的，早在1917年文学革命发起之前，汉语便已然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19世纪末的报章文体、翻译文学都在暗暗地改变着汉语的表达方式。

周氏兄弟于日本留学期间所进行的文言文写作，这便是明证，这些兄弟们的文章，将西方语法与日文表达相互融合，进而形成了一种新型文言文，而这种语言实践能够表明，文学创作出现变化，必然要以语言系统的变革作为前提条件。

语言革命的主导作用

新思想要得以传播，必然得依靠新的语言形式，当严复着手翻译《天演论》之际，他便已然察觉到必须去创造新词汇用于表达新概念，而这些语言方面的创新为后续的文学革命筹备了必要条件。

实际上文学革命是在语言革命的基础之上展开的，白话文运动的成功，依靠的是此前数十年语言变革的积累，要是没有这些语言准备，那所谓的文学革命是没法谈起的。

重新审视的必要

当从语言方面对现代文学史予以再度审视时，是能够发觉诸多曾被忽略的细节的。早期白话诗所进行的语言实验，方言写作所做出的尝试，欧化句法的引入，这些现象都是值得开展更深入研究的。

这种再度审视不但有益于领会历史，而且可为当代文学创作给予启迪。于全球化情形下，汉语依旧在不断变动，文学创作怎样应对这般变动，是一个值得深入思索的问题。

各位阅读者，于您所阅读的当代文学作品里头，可曾有过体会到语言表述跟思想内涵之间的某一种不相契合的状况呢，欢迎来分享您的观察以及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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